前些天看了电影《巴黎圣母院》，故事发生在1482年的巴黎。原著还是十多年前看过一遍，情节已经非常模糊了，只记得那个吉卜赛女郎伊丝梅兰达和敲钟人夸西莫多。

      伊丝梅兰达为从她那些丐帮朋友手里救下流浪诗人，稀里糊涂地成了他的妻子，当然仅仅是仪式上。对深更半夜“劫掠”了她的夸西莫多也不失恻隐之心，在他被行刑者鞭笞、被看客嘲笑侮辱后仍给他喂水喝。正是她的善良感动了夸西莫多，其后得到他的拼死相救。她把国王护卫队长菲伯斯的甜言蜜语当成真爱——这个美丽的笨女人，心灵是她唯一的方向，不管心灵的指引是正确还是错觉。当她与菲伯斯在小旅馆幽会时，妒火中烧的韦洛神父借刀杀人，用被她掷出窗外的匕首刺伤了菲伯斯。

      凶手韦洛乔扮的法官貌似公允的推理，贪婪的伪证者的虚假证词，刑讯逼供获取的“如实供述”，另有物证在案佐证，这看似无懈可击的证据链条，把无辜者以女巫的罪名理直气壮地推上绞刑架，律师还不忘了告知其已被仁慈地宽大处理。看到这里，我想起了哈耶尼的那句话：“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其操作的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

      当昏迷的伊丝梅兰达被带上刑场，一切仿佛已成定局，她将为这次非正义审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所有类似的故事都免不了这样的俗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多会有人高呼“刀下留人！”当无所事事的夸西莫多，象对待以往任何一次行刑一样，从教堂钟楼往下看热闹时，他发现即将被施刑的竟是那个美丽善良的吉普赛女郎，身手敏捷如大猩猩的他顺着绳子从钟楼滑下，把孤立无援的伊丝梅兰达从绞刑架下抢出来抱进教堂，神职人员喃喃着“人类司法止步于此”，把刽子手挡在教堂门外。

      本来，夸西莫多大呼着“圣堂庇护”把伊丝梅兰达钟楼藏娇后，观众吊着的心总算稍稍放下了。但是，那个道貌岸然的韦洛神父在虚伪的审判后再次与国王做了笔交易，伊丝梅兰达即将失去圣堂庇护。乞丐王国的吉普赛人得到消息，发动叛乱攻打教堂欲救出伊丝梅兰达，不明就里的夸西莫多竟与他们为敌，伊丝梅兰达在为丐帮朋友打开教堂大门时丧生于国王护卫队的乱箭之下。夸西莫多将真凶韦洛从圣母院的顶楼扔了下去，然后找到了伊丝梅兰达的尸体。多年之后，人们发现了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尸骸。

     这是一部散发着古典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剧，它的悲剧性不是死，而是爱的不可得。伊丝梅兰达深爱的菲伯斯对她只是逢场作戏的玩弄，而伊丝梅兰达至死也不会爱上真爱她的夸西莫多，韦洛神父则被伊丝梅兰达迷住而得不到她的爱情。当然，教堂墙壁上刻下的“邪恶命运”仿佛是句谶语，其后的死亡和毁灭增加了这部电影的悲剧性。导致一系列死亡和毁灭的罪魁祸首，难道不是法律被人为地邪恶操纵？

     我又想起了麦克莱的格言：“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如果韦洛神父在法庭上并未推断伊丝梅兰达利用巫术作乱，如果用树叶换掉了金币的侏儒未作出虚假的证词，如果审判过程中排除刑讯逼供，没准儿这个案件的结果会是“疑罪从无”。如果韦洛神父没有与国王沆瀣一气，利用王权破例中断圣堂庇护权，那么其后的一系列死亡也许能够避免。可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哪有“如果”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