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30 南都评论 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将实行法官办案终身负责制”，昨日来自本埠媒体的消息引来关注，消息来源是正在召开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广东高院院长郑鄂谈到该责任制时的语境为，“广东各级法院将实行案件质量和办案责任由承办法官终身负责，信访人如实施极端行为或发生影响社会秩序重大的信访事件，将实行责任倒查，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案件质量和办案责任的终身负责”，这句话看起来与此前河南曾推出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类似，但事实上有非常大的差异。尤其是结合该举措提出的语境分析，更多可能只是与涉诉信访案件有关。目前尚无法看到“法官办案终身负责制”的具体规范内容，需要藉此强调的是，对法官责任的终身追究问题，同样也必须循着法律的思维与规范来进行，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待事关法治的命题。

法官责任的追究，此前并非没有成文的规定，199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作为全国法院系统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的规范。能够看到的是，该规定绝大多数追责条款指向的是程序和执行内容，而对实体追究只有原则性表述。对于法官的办案责任而言，是否能够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来对案件进行审理，应该是最主要的、也是最便于衡量的内容，至于最终在实体上能够到达对客观真相的揭示，并无法做强求。司法裁量所要实现的更多是法律真实，这意味着只要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各项规定，便应当认为其达到了“从法律的角度可以认为是真实”的程度。

包括此前河南推出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在学界不乏争议，一方面是对上述追究标准的某些担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最主要的方面则是，所谓的“谁办案，谁就要负责一辈子”的标准，不仅在于追责与否的勇气问题，关键更要搞清楚究竟是“谁在办案”，又该让谁来真的负起责任。权力与责任应当是统一且明确的，司法领域的权力与责任更应当如此，而且必须经由法定。一个具体案件判决结果的作出，体现在判决书上的责任人可能是主审法官，但在现实的司法状况下，法官对案件结果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可能需要更务实的分析。比如依然存在并发挥着巨大影响的审判委员会，如果依然是审委会的意见在左右案件结果，那判决书上签字的主审法官究竟该负多大的责任，值得认真讨论。同样的问题可能还包括法院内部行政化的管理方式，法院领导(甚至法院外某些机构和人员)对案件的批示、过问、干扰，如此等等。权力与责任应当做到最基本的匹配，这是办案责任追究首先必须理顺的关系。目前披露的多起冤假错案，追责之所以困难，被问责人员之所以觉得委屈，或多或少都与权责不匹配相关，冤案酿成的祸首另有其人，白纸黑字的文书却只记载了一线警员、检察官和主审法官的名字。

此次广东法院系统提出的“案件质量和办案责任的终身负责”，与涉诉信访相关，或意在解决大量信访事由涌到法院的难题，初衷值得理解。然需要强调的是，涉诉信访改革并不仅是接访者由信访局变成法院，更多的应当是让涉诉信访纠纷可以重新回到法律的渠道去解决、甚至藉此建立信访终结机制。如果只是“信访人实施极端行为或发生影响社会秩序重大的信访事件”时，将追责的矛头指向法官，有些时候可能会事与愿违，比如法官因此变得畏首畏尾，和稀泥。司法裁量的结果，必然会有一方权利得到法院支持，另一方则被法院所否定，如果将信访事由与法官判案做过于密切的关联，有可能会导致信访左右法院判决的后果。真正符合司法规律的思路，应当是不论何种事由，对办案责任的厘定与追究都应当完全、单纯地依照程序法、实体法的规范来衡量。即便因司法判决引发某些信访事件，如果法官依法独立、秉公作出判决，无程序、实体问题，则不应以是否“影响社会秩序”而对法官作苛责。

涉诉信访改革，对于司法机关的压力不可谓不大，但对案件审判质量的严格要求，可能更多还是应当从扎实确保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入手。让权力与责任实现法律意义上的真正匹配，用更法治化的思维来推动和解决事关法治的诸项问题，不仅是为了“让法律的归法律”。

来源：南方都市报